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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揭露阎锡山通敌叛国内幕
【作者】
【出处】 薄一波文选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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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阎锡山通敌叛国内幕*
(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三日)

    阎锡山〔5〕对中外记者团的谈话,不仅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对八路军、共产党、牺盟会〔1〕、决死队〔7〕造谣诬蔑的一套烂调,而且是掩盖他勾通敌寇、破坏抗战等叛国罪行的一种烟幕。阎锡山的通敌叛国行为,我是很早就知道的,因仍希望其悔悟,继续团结抗战,并保存他的名誉,从未公布过。不料他时至今日,竟毫无改弦更张之意,甚且变本加厉,殊觉惋惜。阎锡山数年以来通敌反共的经过如下:
太原沦陷阎锡山开始动摇

    太原失陷以后,阎锡山所部旧军土崩瓦解,无数官吏弃职逃跑,他深深感到三十年经营的“家产”一旦尽失,而能支持抗战的又为他所不喜欢的共产党、牺盟会、八路军和决死队,于是对抗战前途悲观动摇起来,发出“不能抬上棺材抗战”的谬论。
    一九三八年二月,阎锡山曾在临汾温泉召开晋绥军高级干部会议。在一次机密会议上,他拿出徐永昌〔24〕从武汉打给他的电报,内容是当时德国大使陶德曼建议的和平条件,要大家发表意见。与会者面面相觑,默不作声。阎锡山说:“这些条件并不苛刻,可以接受。打下去会亡国灭种。”当时我起立发言,声明牺盟会和决死队一定要抗战到底,一定要反对和平妥协到底!阎沉默良久,说:“看蒋先生吧。中日战争总有和平了结之一日,我们以后不应该说反对和平妥协。”此会议不欢而散。这时,阎锡山的旧军队已溃不成军,政府官吏则狼狈不堪,就靠八路军、决死队和共产党、牺盟会支持山西的抗战局面,所以他还不敢有如何的反动动作。
    临汾失陷后,阎锡山搬到晋西吉县,开办校尉级军官训练团,挖空心思制造了这样一套投降理论:“蒋先生脑筋中,决无抗战之意,今天是如何妥协的问题了。因之他可以设法更多增加前线的困难,使前线将领均自动要求停战;他可以任意广播共产党八路军破坏统一、不服从命令,加他们一个奸党奸军的帽子,在不知不觉之中,转移抗战为剿共;一切关键只在日本条件能否接受。这种情势,我们要看得很清楚。天要下雨,要赶快备雨伞,一落人后,就要吃大亏。”他又向他的军官们讲:“抗战以来,晋绥军抗光了,唯独八路军不但不减少,反而增加,再加上牺盟会、决死队和共产党、八路军合作,今后还有我们晋绥军立足之地吗?”
临汾会议敌阎亲如一家人

    一九三九年,阎锡山已决心投敌反共,在做过种种反人民、反决死队、反牺盟会的准备步骤之后,于十一月一日,令十九军、六十一军各派代表一人,与敌酋清水师团长试行和平谈判。十九军和六十一军的代表到临汾后,与清水师团长的山下参谋谈判。提出的谈判条件如下:第一,晋绥军改编为“中国抗日忠勇先锋军”,实行反共。日军须从隰县、午城、蒲县、勍香镇等据点撤退,将来并将汾阳一带地区让与晋绥军驻扎。第二,日军须帮助晋绥军剿除在山西的八路军、决死队。第三,日军须接济晋绥军枪械弹药。第四,山西各将领之住宅、财产,日军须完全交还。这就是哄传一时的临汾会议。此会议后,阎锡山就发动了是年十二月的晋西事变〔12〕,集中六个军的兵力,与敌人配合,企图一举而先消灭当时驻于晋西南的决死队二纵队,然后再逐渐消灭决死队其他纵队。从此,阎锡山便在晋西南与敌人和平共居,俨如一家人。
安平会议阎锡山亲自与敌订立条约

    阎锡山既已从晋西南及中条山地区驱逐了决死队、牺盟会,便为所欲为起来。一九四一年三月间,派其五妹丈梁延武赴太原见板垣征四郎〔25〕。四月间,阎又派其骑兵军军长赴太原,与敌商定下列各项:山西各将领之住宅,向敌军收回;敌在中条山发动战事,打胜后,阎锡山即可向太原前进。自此以后,阎锡山的代表不断往返于太原、北平、南京、兴集间,除梁延武为阎锡山驻太原之政治代表外,又增派王乾元(曾任阎之师长)为驻太原之军事代表。这在二战区当时是公开的秘密。一九四二年一月间,得到敌人允许,阎锡山将其洛川、宜川的后方,大部渡河,搬至吉县、大宁一带,互不侵犯。从此就闹得更不像话,敌人则准备将阎锡山抬为华北的“儿皇帝”。阎锡山本人曾亲自于四月二十二日至安平村,与敌方代表山下参谋等开会,参加者还有汪逆精卫之代表,谈判妥协条件。敌方所提条件为:(一)阎须脱离重庆政府,态度明朗化;(二)阎让出小船窝渡口,给日军占领;(三)共同反共;(四)阎回太原主持华北大计。阎方所提条件为:(一)日方供给晋绥军小麦、杂粮二百万袋;(二)补充晋绥军轻机枪二千挺、重机枪五百挺、步枪十万支;(三)二战区护照在敌占区有效行使。谈判结果,阎锡山表示不愿立即返太原,敌方代表对阎所提条件亦未作具体答复。会毕,阎并与山下合拍一照,以留“纪念”。但事实上,敌人所提出的第三条即共同反共,阎完全照办;阎锡山所提条件的一部,敌方亦逐渐见诸实行。为了运粮运布运械,阎锡山曾修通隰县至大麦郊至汾阳之公路,以及孝义至灵石之大路,此为人所共睹的事实。这就是二战区尽人皆知的安平会议,敌人把这个协定叫做“现地协定”。
    安平会议之后,二战区各界舆论大哗,许多人不愿妥协投降。不久,即有民大〔26〕学生七百余人举行武装起义,抗议阎之叛国投敌,被十九军包围缴械,民大负责人智力展被捕监禁。但群众愤激之情,并未因此而压抑下去,反抗运动仍在暗中炽烈进行。赵戴文〔27〕与梁化之〔28〕二氏,皆阎之亲信,亦认为阎氏此举“太危险”,于是年四月三十日晚同往见阎,询问妥协真象,阎良久不语。梁说:“一般公务人员和青年决不妥协。”赵意仍要和敌人打,说:“今日一打生效了,是成功;不成功,退往河西也是成功。不然,回太原当下流汉奸受气,你如何吃得下?”阎因民大起义,左右又有人反对,遂又动摇。为掩饰这一幕丑剧,遂于次日朝会上讲话:“过去为求达到革命之目的,不惜千方百计以谋保全;现在革命已到最后关头,非牺牲决无幸免之道。”自此,阎锡山的投降活动又从公开转入秘密了。
去年年底敌阎又订反共协定

    阎锡山在抗战开始时,就是不坚决的。他的哲学是:一切事情都不能做得太绝对了。抗日要准备联日,拥蒋要准备反蒋,联共又要准备剿共。他把这叫做“二的哲学”、“唯中哲学”。其实,这是两面三刀的投机分子的骑墙哲学。根据这种“哲学”,他在抗战初起就在平津留下了一个班子,敌人一来立即投敌,准备着和他唱双簧。这个班子现在都是山西的汉奸头子,同时又都是阎锡山的人。阎锡山曾经透露过:山西的维持会长、伪省长等,都是由这个班子推荐的。阎锡山从兴集派去与敌人接头的代表,总是先跟这批汉奸取得联系。
    阎锡山对公开投敌回太原,做华北的“儿皇帝”,虽然有很多的顾虑,但仍具有莫大兴趣。一九四三年十二月底,他又派代表与敌在太原作如下秘密协定:(一)敌寇将沁源、安泽、屯留、长子、襄垣、黎城、长治、浮山、翼城、沁水、阳城、晋城、曲沃等十三县(这十三县大部地区为八路军、决死队坚持的抗日根据地),让晋绥军接管;(二)伪政权中,伪地方武装中,阎锡山可派人充任要职;(三)阎可动员敌占区他的旧部人员到二战区受短期训练,训练后再担任敌伪各种工作;(四)共同分担剿共,各交通要道和重要据点由敌人负责,共产党区域由阎锡山负责;(五)将共产党剿清后之地区,由阎接管之。这一秘密通敌反共协定,已从今年一月以来逐渐实现。阎锡山所部之六十一军和十九军之一部,已背靠同蒲线敌军,进驻临汾、浮山、洪洞一带,奉日寇之命进行“剿共”、“收复失地”工作,其详情已见十一日《解放日报》。
    一九三六年十月间,阎锡山派人到北平邀我回山西工作时,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下,我曾提出三个条件:第一,不反对共产党;第二,不反对共产主义;第三,开放群众运动,与共产党共同进行抗日救亡工作。阎锡山表示完全同意,当时在场的赵戴文、梁化之也都很赞同。不意七年以来,阎锡山背信弃义,食言而肥,以内战代抗战,以投降代独立,以分裂代团结,以倒退代进步,尊日寇为太上皇,无时不准备做华北的“儿皇帝”。这究竟是谁背叛了自己的诺言,背叛了国家民族,背叛了人民?究竟是谁“宁愿在我们身上放十枪,不愿对敌人打一枪”?很显然,这恰恰是阎锡山自己,而不是新军,更不是共产党、八路军。
    我今日所谈者,只是阎锡山几年来勾结日寇,破坏抗战,进行反共、反新军打内战许多事实中之一小部分而已。这些事,新军总指挥续范亭先生及山西公正人士都是知道得很清楚的。过去每遇危急时期,我们总是一再劝告阎氏顾全民族国家,顾全他自己的历史名誉,悬崖勒马,勿为亲痛仇快。而阎氏却总是执迷不悟,每欲一手掩尽天下人耳目,殊属倒行逆施,反动已极。当此盟国胜利在望,大势已定之际,卖国投降绝无出路,其必致身败名裂,遗臭万年无疑。语云:“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愿阎氏其三思三思!
    *  一九四四年四月,侵华日军向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队发动大规模进攻,身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的阎锡山不但不组织军队牵制日军,却于同年七月对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发表诬蔑八路军和决死队的荒谬谈话,并刊登在西安的《西京日报》上。本文是薄一波接受延安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发表的揭露阎锡山通敌叛国罪行的谈话,刊载于一九四四年八月十四日延安《解放日报》。在中国共产党和社会舆论的谴责下,在八路军的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下,在其亲信赵戴文、梁化之等人的规劝下,阎锡山改变了通敌叛国的图谋,仍然留在抗日的营垒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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