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和谐社会与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创新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使中国人民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但是，中国有13亿人口、经济社会不发达、还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和现实条件，加上改革已进入攻坚阶段，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是空前的。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在1000～3000美元时，既是黄金发展期也是矛盾凸显期。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肩负任务的艰巨性和繁重性世所罕见”、“在改革发展稳定中所面临矛盾和问题的规模和复杂性世所罕见”、“在前进中所面对的困难和风险也世所罕见”。［1］这三个“世所罕见”，实质上都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在各方面的具体表现。

　　随着改革开放第一阶段战略目标的逐步实现，一些深层次问题开始显现。如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以及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医疗、住房等等，这些都牵涉到决策体制、政府体制以及已经形成的利益格局，特别是强势群体的利益格局。而改革开放的不可逆转性，把在此进程中形成的一个相对利益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城乡贫困人口和低收入人口）的利益凸显出来。如果不采取果断措施解决这些矛盾，就会影响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把提高构建和谐社会的能力确定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2］继而又把它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应对国际环境的挑战和风险、巩固党执政的社会基础联系了起来。［3］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也因此有了更完备的表述，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1］这表明，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重点，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创新的重点。

　　政治文化是一个社会关于政治体系和政治问题的态度、信念、情绪和价值的总体倾向，或称为政治体系的主观因素。一般而言，政治观念和政治意识形态可以看做政治文化较为系统和理性的表述。因此，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创新，从某种意义上说首先就是政治文化观念的创新。当代中国文化的独特性在于“它是一系列意识形态变迁及解构的产物”，而“意识形态是建立在一组基本观念上的思想系统”［4］。因此，我们研究和谐社会与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创新可以寻着政治文化观念创新的轨迹去探究。

　　“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它的总要求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随着构建和谐社会的提出，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中“以人为本”的观念凸显出来，这就要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既要“从‘大社会’着眼”，又要“从‘小社会’着手”。［2］(pp.1642，1643，1661)所谓“大社会”就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等在内的党和国家的全部工作；所谓“小社会”，就是人民的诉求，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这是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以“大社会”的科学发展提升和保障“小社会”的利益需求。在这个互动链条中，“国”和“家”的联结不但有“家”对“国”的奉献，更重要的还有“国”对“家”的关怀，以保证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所以，“以人为本”不仅呼唤改革开放的成果最大限度地惠及全体中国人民，也意味着权利平等、分配合理、机会均等和司法公正。这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观念创新促使政治制度创新的联动效应，也是政治文化观念主导社会行动的生动体现。

　　从观念创新来强化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创新，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构建和谐社会强化了社会建设和管理的重要性，在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的前提下，政府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责任更加凸显，［5］这就使得政府必须改变传统的治理结构和社会功能，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整合社会管理资源。近年来，国家倡导的“服务政府”、“责任政府”、“廉洁政府”、“透明政府”、“法制政府”等政治文化观念与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相互融合，形成了社会管理的新格局，代表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化观念的创新走向，其目标就是保证在社会财富分配过程中使社会公共利益得到最大化满足。

　　在政治文化观念的创新中“公民社会”非常值得关注，所谓“公民社会”即国家或政府系统以及市场或企业系统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6］。更新社会管理理念，整合社会管理资源，降低了公共治理成本，为“公民社会”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范式［7］也从学者的书斋走向社会实践。随着政府社会管理体系的变化，公民参与的重点也从原来的政治参与逐渐转向社会参与。在政府的倡导下，城乡基层自治组织、社会团体、行业组织、社会中介组织、社会救助、福利和慈善组织等具有了政治学的意义；社区建设、社会组织等具有了发展空间；社区主导型发展方式也开始引入中国农村的扶贫实践。社会公共治理重心下移表明，在政府引导下逐步形成的中国特色“公民社会”逐渐成为公民与政府联结的纽带和桥梁，成为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创新的一个新亮点。有学者认为，“公民社会的发展本身意味着民主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因为公民利益诉求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了非常具体的体现，从而使执政党比较容易把握住民意，实现领导”。［8］

　　政治文化创新为中国共产党从容应对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矛盾提供了空间。毋庸置疑，改革初期坚持社会主义市场化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绝对平均主义的传统，奉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策略，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形成了利益格局变化和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客观要求。同时，随着不同社会利益群体的生成，反映不同社会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呈上升趋势，对社会稳定构成了严重威胁。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报告显示，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和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是我国面临的两大主要挑战。各种社会人群都认为，目前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不平衡。67.9%的人认为我国各个社会群体间有冲突。这说明，原本潜在的利益群体矛盾正在逐渐显化，成为被意识到的社会利益矛盾。［9］

　　正确认识社会利益格局变化所引发的矛盾的性质，有两个必须坚持的原则：一是“一切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出发”［10］，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辛探索积累的宝贵经验之一。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发生的一些严重失误，归根到底都是由于脱离了这个实际”［11］。二是党和国家的性质，“决定了我国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我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非对抗性的”，这是不断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制度保证。［2］(p.1661)因此，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历史条件下，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依然是社会的主要矛盾，要形成突破这个主要矛盾的合力，就需要“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始终保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1］。历史证明，像过去那样“以阶级斗争为纲”，把人民内部的各种利益关系和利益矛盾都看做是严重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并开展鼓动群众情绪的“大批判”、“大辩论”和“大斗争”，必然付出社会动荡的巨大代价。

　　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所蕴涵的政治文化观念的转换非常明显。作为一个执政党，处理社会分配中出现的利益矛盾必须有利于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有利于社会发展总目标的实现，而不是渲染矛盾、扩大矛盾、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甚至制造矛盾，致使社会发生不必要的混乱，干扰社会向前发展。胡锦涛强调：“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凸显了彻底否定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化大革命”老路的深刻涵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群体收入差距逐渐拉大，社会成员的利益发生分化，这是不可避免的，关键在于政府必须把这个利益分化控制在合理有序的范围内。从长远看，解决社会利益分配格局不平衡的有效途径，就是通过深化改革、建立健全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各项制度，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在制度建设中要把党风廉政建设的重要性提升到新的高度，从制度上杜绝由于政府职能扩张而引发的利益集团“寻租”现象。在构建和谐社会的总要求中，中国共产党把民主法制原则放在首位，提出要以人民当家作主、发展基层民主以及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尊严、权威。民主法制在和谐与发展、和谐与稳定、和谐与利益等方面的建设性与确定性，为化解各种社会矛盾、遏制腐败滋生，提供了更坚实的制度保证，也预示着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创新进入了新阶段。

　　二、和谐社会与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的战略定位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确立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实现的可持续发展，表明了它的稳固性和有效性。在实施过程中，和谐社会成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战略定位的准星。

　　2002年，中国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必须承认，我们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因此，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的战略目标。［2］(p.1249)从中国30多年改革开放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性来看，小康社会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理论，强调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而构建和谐社会则在社会公平与社会伦理层面进一步拓展了小康社会的内涵。

　　首先，和谐社会所倡导的包容性原则构成了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战略定位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文化内涵分析，包容的目标是“整合”不同利益诉求。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战略目标不动摇的前提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追求社会和谐为动力，突出了公平正义的内在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前提是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强调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在这个发展阶段上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应该是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它的实质是强调天、地、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关系，追求在“调和”的机制中保持天、地、人之间整体结构的动态均衡。马克斯·韦伯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秩序的理性主义［12］，这使中国传统文化在政治伦理思想上表现出包容的倾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是中国“和文化”内涵的延伸，目标是有序地“整合”社会各阶层利益，即“执政党必须以公允的面貌出现，作为超越社会各种利益之上的力量，把集中起来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8］。从经济内涵分析，包容的本质就在于共享。2009年11月15日、2010年9月16日，胡锦涛在亚太经合组织的会议上两次发表讲话，强调“统筹兼顾，倡导包容性增长”［13］。胡锦涛指出：“实现包容性增长，根本目的是让经济全球化和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所有国家和地区、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14］所以，中国特色的包容性增长的要义是共享；实现的途径是合理的制度安排及公平正义的方式（如改革税收制度、增加公共支出等措施）；目标是让改革发展的成果普惠大众尤其是弱势群体，并由此构筑新的社会发展基础。

　　其次，和谐社会所倡导的和平与发展是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战略定位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中的一个重要走向，就集中体现在关于和平发展、和谐社会及和谐世界的大战略中，它强调对中国文化底蕴要有清醒的认识和把握。2005年12月22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白皮书，第一次使用了“中华文化是一种和平的文化”［15］的说法，强调中国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必然选择。中华民族历来就是热爱和平的民族，渴望和平、追求和谐，始终是中国人民的精神特征。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在阐述中国和平发展道路时反复强调了这一点。2006年4月，胡锦涛在耶鲁大学的演讲中提出：“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2］(p.1587)由此可见，在构建和谐社会以及和平发展的道路上，汲取人类历史和文化中的和平智慧显得尤为重要。

　　当前，经济全球化引发的矛盾对世界政治发展产生了复杂影响。从总体上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但引起动荡的因素还很多，天下并不太平。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了“将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抉择。［2］(p.1737)邓小平曾经强调：“我们提出维护世界和平不是在讲空话，是基于我们自己的需要。”［16］显然，在邓小平看来，小康社会建设需要一个更长的和平时期，中国维护世界和平的真正力量就在于中国的和平发展。

　　三、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文化与21世纪“文化均势”

　　自1993年亨廷顿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文明的冲突？》后，引起了广泛讨论。亨廷顿认为：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它们都包括“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但是，在未来的岁月里，世界将不会出现单一的普世文化，而是许多不同的文化和文明相互并存。在人类历史上，全球政治已变成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亨廷顿预言人类历史上由于文化（哲学、宗教、价值观念，等等）不同引起的冲突和战争日趋严峻。文化认同甚至成为一个国家结盟或对抗的主要因素。［17］“文明冷战”、“冷和平”成为冷战结束后引人注目的政治文化术语，“文化均势”也随之为世界各国所重视。在普世价值的前提下，基辛格断言：“没有平衡就没有和平；没有节制就没有公正”［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