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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烟云
叶剑英“走后门”
作者:袁 小 伦    发布时间:2013/12/19    来源:党史纵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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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党的十大召开前,毛泽东谈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但他并没有主张在中央的全盘工作中突出“批孔”问题,更没有提出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因此,在之后召开的中共十大及其以后中央一系列工作部署中,都没有“批孔”的内容。显然,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把“批孔”问题放在重要位置。

  然而,江青等却认为“批孔”是一个好题目,可以借“批儒”把攻击矛头一步步指向周恩来。十大以后,他们操纵的写作班子,连续发表大量“批孔”、“批儒”文章,借古喻今,竭力把批判“孔孟之道”引导到现实政治斗争当中去。1974年1月12日,王洪文、江青联名写信给毛泽东, 建议向全国转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汇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并称这份材料“对当前继续深入批林、批孔会有很大帮助”。 该材料以林彪的言论与孔孟的言论相对照,编了8个部分,重点是第一部分:“效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辟资本主义。”毛泽东看后批示:“同意转发。”1月18日,中共中央以一号文件转发了这份材料。转发的《通知》中说:这个材料,“对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对于继续开展对尊孔反法思想的批判,对于加强思想和政治路线方面的教育会有很大帮助”。

  于是,江青集团便打着毛泽东的旗号,疯狂地推波助澜,大造声势。他们利用指导运动之便,大肆进行反对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等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的阴谋活动,妄图通过“批林批孔”掀起第二次“文化大革命”高潮。

  叶剑英关注着局势的发展。他看了《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和连篇累牍的相关报道,回想毛泽东关于批林批孔的言论,冷静地观察着江青等人的举动,他明白这场运动不是偶然的。 叶剑英知道,“九一三事件”是对“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否定。他认为,在毛泽东的潜意识里,感到否定“文化大革命”之风正在全国上下悄然兴起,担忧如果“文化大革命”被否定,修正主义就会重新抬头,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革命,使人们重新理解和拥护“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而“批林批孔”是一个好的出路和新的途径,可以把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继续下去。而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一伙推波助澜,特别是他们利用机会,采取“拉出来,打进去”的办法插手军队,“点火放炮”、“放火烧荒”的动向,值得警惕和认真对付。由于这场运动是毛泽东的决策,又不能急于反对。因此,叶剑英只能想尽办法保护身患绝症的周恩来,积极支持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坚守岗位,采取各种巧妙的形式与江青一伙斗争,维持军队和全国的稳定局面。

  1月24日, 江青竟然以个人名义给中央军委和全军指战员写信,要求驻京机关部队开万人大会,动员开展“批林批孔”运动。她在给中央军委领导人的信中写道:“洪文、剑英、春桥、小平同志:相当长的时间了,从许多材料来看,全国范围内的批林整风运动的发展是很不平衡的,批孔则更是深入不下去,而林彪的思想体系和孔老二的关系更是不清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搞的《林彪与孔孟之道》和《名词解释》是可以帮助全体同志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因此,我特请谢静宜、迟群二位同志向全军指战员宣读中央的通知(即中共中央1月18日《批林批孔》的通知)。 她(他)们已下过连队蹲点,取得经验,可能对全军有所帮助。”江青随信送上《林彪与孔孟之道》、《名词解释》各200份,《五四时期反动派、地主资产阶级学者尊孔复古言论摘录》20份,《鲁迅批判孔孟的言论摘录》和《反动阶级的圣人孔子》各1份,并说明“文件文章的份数是不足的,但是可以翻印”。江青俨然以“中央”自居,最后嘱道:“有什么问题报中央,我们也要和同志们一起学习,我们将努力解答同志们提出的问题。”

  这封信名义上是写给4个人的,实际上却是针对叶剑英的。而张春桥也紧跟江青,竟然“批示”叶剑英:“剑英同志:建议军委议一议如何抓好批林批孔,并商量一下江青同志的信如何落实。”

  叶剑英接到信,十分气愤。江青没有在军队任职,为何要背着中央插手军队?张春桥又凭什么建议军委开会?这太不正常了!但是,他考虑到江青一伙打的是毛泽东的旗号,而江青的信和报告又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向全党转发,暂时不便于进行公开抵制。

  1月24日,江青未经军委叶剑英等领导人的同意,就突然在北京首都体育馆召开军队系统“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叶剑英、邓小平、陈锡联等不得不出席。

  会议开始,叶剑英作了简短的讲话,他首先申明这个会是江青提议召开的,并向全体到会同志宣读江青的信,又列举了江青给空军写信、给海军送材料的事,说:“江青同志亲自写信给空军、书面给海军的领导同志作了一系列有关批林批孔的重要指示,送去材料,还派谢静宜、迟群同志给海军干部作了报告”,然后说:“我们对于批孔与批林的关系理解不深, 指导不力,没有把批林与批孔结合起来,因此,批林批孔运动不够深入”。

  叶剑英的简短讲话十分巧妙,明白人一听就知其本意指的是什么。

  按照会议程序,迟群、谢静宜在会上发表了煽动性的长篇讲话,盛气凌人,信口雌黄。 参加会议的许多老同志感到这是一个莫名其妙的大会,既听不下去又不能走,一个个如坐针毡。

  据时任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栗光祥回忆,他当时负责组织起草了会议通知和宣传要点,强调军队坚持正面教育,不要乱提口号,等等。不料,这两份材料被密送江青,惹来大祸。江青在讲话中对那份宣传要点一句一句地批判,说总政宣传部的那个负责人的讲话是“大毒草”,“全是屁话”,并且说她报告了毛主席,主席也同意她的看法。坐在台下的栗光祥,顿时感到如重炮轰顶,一动也不敢动。挨着他坐着的副总长彭绍辉小声问道:“江青讲的那个负责人是谁啊?”栗光祥不语。栗光祥说:“那次大会上,江青大批‘走后门’,竟公然点叶帅的名,说叶帅的孩子也走后门,叶帅真是宽容大度,心胸如海,坐在那里一声不吭!他对自己不在乎,却非常关心我。他对江青一伙一批再批的那个宣传部‘负责人’是谁,嘴里不说,心里明白,他担心这位‘负责人’会被江青扣起来,因而暗中加以保护。”不久,在另一次会议上,叶剑英关心又幽默地问:“宣传部的负责人到会了没有 ?”“到了,到了!”叶剑英听到回答,放心地说:“到了就好,到了就好。”

  江青得寸进尺,步步进逼。1月25日, 她又策划了有1万多人参加的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务院各部门“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是快到当天中午才得知开会的消息的。

  会上,迟群等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有意将到会的周恩来、叶剑英等置于受指责的地位。他们借宣讲《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材料,大谈所谓“抓大事”和“反复辟”问题。江青、姚文元等在会上频繁插话。迟群等还声称,“批林批孔”所要联系的实际之一,就是“走后门”问题,“走后门”实际上“就是对马列主义的背叛”。这里所讲的“走后门”,直接针对的是叶剑英一个儿子在空军当飞行员,一个女儿在北京外语学院学英文。两次大会之后,叶剑英在北京外语学院学习的小女儿被勒令停学,“下放劳动”。

  时任军事科学院政治委员的廖汉生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况:“正月初二 ,正在春节放假期间,我们临时接到通知:军委召集驻京部队干部、战士一万八千人,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宋时轮院长和我带领军事科学院师职以上干部参加了动员大会。事先,大家对会议内容一无所知。”

  “叶副主席手里拿着一张纸,简单地念了几句,然后宣布散会。”

  “江青又逼着周恩来总理主持了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迟、谢做报告训人,周总理做了检讨。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江青等人将斗争的矛头指向主持党中央、国务院工作的周恩来同志,指向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同志,公开煽动‘要放火烧荒’,‘要整一整军队’,并借着一些军队干部子女当兵的问题向叶副主席发难。‘文化大革命’中许多领导干部被打倒、关押、迫害致死,其子女被当成‘黑帮子女’受到株连,扫地出门,被剥夺了当兵、招工、上大学的权利。随着一部分老干部的‘解放’,一些干部子女的境况有所改善,有的上了大学,有的参军来到部队。叶副主席曾以多种方式关照过一些同志的亲属和子女,如陈毅同志逝世后,叶副主席指示宋时轮院长将陈毅同志的夫人张茜、儿子陈昊苏安排到军事科学院工作。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中批‘走后门’当兵的问题,反‘走后门’是假,实际上是想借此打倒叶剑英副主席和军队老干部。”

  1月30日,叶剑英经过反复思考,采取了一种以退为进的策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接受江青等人在“批林批孔”运动中的“帮助”,“检讨”在领导干部子女入学、当兵等问题上的“错误”。信中根据江青等人在1月25日“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把批判军队系统对于“批孔”无动于衷和批判“走后门”等联系起来的情况,提出将在空军34师当飞行员的孩子调回原部队下放农村劳动锻炼。

  信写好后,叶剑英以非正常的“走后门”渠道,派自己的警卫参谋马西金连夜直接送给毛泽东的警卫参谋李连庆,由李将信转给毛泽东。

  马西金在《深夜为叶帅送亲笔信》一文中写道:

  “面对‘四人帮’的步步进逼 ,叶帅忍无可忍,开始反击。他决定亲自给毛主席写信,反映情况。他想了个很巧妙的方式:写‘检讨’。‘检讨’写好了,还有个问题,怎样才能把信直接送毛主席手里?要知道,当时‘四人帮’对向毛主席反映情况封锁得很厉害,弄不好不仅信到不了毛主席的手里,还要被‘四人帮’抓住把柄。”

  “一天夜里,将近凌晨3点了,叶帅把我叫到办公室。见到我后他问道:‘马头,你对主席那里的工作人员熟悉吗?’(‘马头’是叶帅给我起的绰号)我说:‘有熟悉的。’因为我原来在中南海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那里的工作人员有些我比较熟。叶帅就说:‘我有一封信,想不通过收发室和秘书局,直接送给毛主席。’我说:‘我联系一下。’于是,我立即给毛主席的随身警卫李连庆打了电话,把叶帅的意思告诉他。李连庆回答说:‘你送来吧!’我把联系的情况立即报告叶帅。叶帅说:‘好!你马上送去。’叶帅亲自把信封好,又在信封上写上‘呈毛主席’的字样,把信交给了我。我自己开着车,飞快地驶向中南海。夜深人静,马路上空空荡荡。不到15分钟,我就从军事科学院二号楼开到了毛主席在中南海游泳池的住地。我把信交给了李连庆同志,并告诉他叶帅想尽快知道主席批示的情况。当我返回军科院二号楼时,已是凌晨4点30分。我发现,叶帅的房间灯光还亮着,就去向他汇报。直到我把经过向他报告后,他才去休息。几个小时以后,大约在当天上午8点30分,李连庆同志给我回了电话。他说:‘主席看了,但不知道怎么批的。’等叶帅起床后,我又立即把情况报告了叶帅。”

  “深夜开车,为叶帅给毛主席送亲笔信,这件事使我感慨万分。送信并不奇怪,但一位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一位掌握军机要务的元帅,向自己的领袖反映当时的真实情况,谈谈自己的想法,竟然还要‘走后门’,而且‘后门’走到了担任随身警卫的参谋身上,却是我不曾料到的。如果这也算‘走后门’的话,那对污蔑叶帅‘走后门’的人简直是莫大的讽刺! 这个‘后门’,是我在叶帅身边工作十多年来听到看到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这件事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叶帅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处境的艰难,也反映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我们党的政治生活不正常到了何等地步!”

  随着“批林批孔”运动的开展,北京以及全国各地的局势也再次动荡起来。造反派们纷纷借机出动,重新拉起山头,成立各种联络站、上访团、汇报团之类组织,兴风作浪,制造事端。许多地方派性再起,到处张贴大字报,提出“矛头向上”,各级党政机关受到严重冲击,社会秩序再度陷入混乱。

  这种状况的发生,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他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对江青等提出尖锐的批评。但江青依然我行我素。“一·二五”大会一结束,她就将大会的讲话录音进行修改复制,准备在全国各地播放。毛泽东的秘书张玉凤回忆道:“在首都体育馆召开的中央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主席事先是不知道的。迟群、谢静宜在大会上的发言,主席也不知道。”

  对江青一再越过中央政治局擅自行动,毛泽东十分不满。

  2月6日,江青将迟群等反映“批林批孔”情况的材料转送毛泽东,并附信再次求见。 毛泽东在那封信的信封上批示:“除少数外大都未看。近日体温升高两度,是一场大病!一切人不见,现在恢复中。你有事应找政治局。”

  毛泽东那些天一直在发高烧,但他仍在2月15日给叶剑英复了一封不短的信:“剑英同志: 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 小谢(即谢静宜——引者注)、迟群讲话有缺点,不宜向下发。我的意见如此。”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周恩来将毛泽东的这封信印发在京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 江青看到后,找周恩来责问:“为什么要印发?为什么(事先)不给我看呢?”周恩来平静地回答:“是主席叫我印发的。”说罢把毛泽东的批件交给江青。江青看过批件后,哑口无言。16日下午,周恩来找迟群、谢静宜谈话,明确地告诉他们:毛主席讲的“形而上学猖獗”,是批评江青的。随后,周恩来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

  2月20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提出对“走后门”问题应该进行调查研究,确定政策,放到运动后期妥善处理。迫于压力,江青不得不向毛泽东写出检讨,称:“我做蠢事,对不起主席!”“今后当努力学习,克服形而上学、片面性。”在这之后,江青又不断提出见毛泽东的请求。3月20日,毛泽东再次致信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

  毛泽东给叶剑英的复信,使“四人帮”妄图利用“批林批孔”夹着批“走后门”,打击周恩来、叶剑英,进而大整老干部的阴谋未能得逞。江青、张春桥对此极为不满,又无可奈何。张春桥甚至公然模仿当年康生诬陷小说《刘志丹》的作者所说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个发明”的“名言”来诬蔑叶剑英,说“用检讨办法来告状,这也是一大发明”。这也从反面证明,叶剑英“走后门”给毛泽东写信的做法,确实击中了他们的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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