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永远是诸种元素交织一起行进。

　　毛泽东1955年5月17日召开十五省书记会，明确批评了中央农工部对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收缩方针，中央农工部立即对此进行了相关的检讨和调整，重新制定了计划。6月14日，在毛泽东外出视察未归的情况下，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了中央农村工作部的汇报，批准1956年在已有67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基础上发展到100万个的计划。刘少奇在会上说，明春发展到100万个，关一下门，办好了让中农自愿来敲门，关键是保证中农自愿。现在有一些研究农业合作化和研究邓子恢的著作，将刘少奇这些话加在毛泽东头上，既不严肃，又混淆了当时的历史真相。

　　原山西省长治地委第一书记王谦1951年底调往华北局，具体搞农业合作化研究指导工作。1954年华北局和其他大区撤销后，王谦被邓子恢要到中央农村工作部任副秘书长。王谦是1955年毛泽东与邓子恢就农业社发展速度问题发生争论的知情者之一。改革开放后，他曾口述过这件事的基本脉络，一字一句颇耐人寻味。王谦说：

　　应该说，邓子恢同志是很瞧得起我的，出面要我去，给我什么农工部副秘书长，并且是让我协助陈伯达工作。陈伯达是中央和毛主席指定的农村工作部副部长，专管互助合作的，当然很重要呀！说实在话，真正在工作方面的重要的环节上，我是给领导同志提过意见的。其中有一次我提过很要紧的意见，但是最终没有被采纳。当时我想，邓老要是听上我的意见，或者廖鲁言同志的意见，他不会有那次问题——所谓“砍”合作社什么的。

　　那时候，中央农工部也不开部务会，名义上确定廖鲁言同志是常务副部长，在底下也给我们宣布说：我们过去都在地方，对中央的工作方法什么的，我们都不熟悉，要多听廖鲁言同志的，他在中央多少年，对毛主席，对少奇同志和总理，他都是很熟悉的，什么事情该怎么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要听他的话。其实并没有完全这样做！

　　我提意见那次，是真心帮助领导同志的。那时，我已经听说主席对“砍”合作社很不满意，而且也嚷出来说是邓老提议让“砍”30万个。就在这个时候，他召开了一个处长以上的部务会议，廖鲁言同志参加了。为什么会引出这个“砍”的问题呢？因为河北、浙江、陕西合作化出问题了嘛，农民有杀猪的、卖牲口的，如此等等，发生了这么一些情况。

　　在这么一个情况下，邓老提出要“砍”农业社。可是毛主席不是这个思想，所以开会讨论该怎么办。我看这个也不说，那个也不语，实在耐不住了我就讲了自己的意见。我说：邓老，咱这样讲，您看好不好？现在是4月份，春耕紧张得很厉害，该春耕下种了。我们过去搞群众运动，减租减息也好，土地改革也好，历来都是采取的一种措施，经验性的东西，就是在生产紧张了，农田要下种了，庄稼要收割了，停止运动。这次是不是也这样，让它缓一缓，加以巩固，我们多做工作，能巩固多少算多少，不要提这个“砍”字，我觉得这个“砍”字，刺激性太大了。咱尽量做工作。人家实在要出去，就让他出去。有的地方一个村两三个合作社，有的不愿意了，它解散了，让它自然地散了，我们不要说把它“砍”掉了。你看，这样是不是好一些，更稳妥一些? 实际上，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上，邓老的指导思想是正确的，后来对他的批判是错误的。那么，当时我为什么要给他提意见呢？主要就是觉得他讲的这个“砍”字，提法欠妥当，太刺人。

　　我讲了以后，就跟廖鲁言同志递了个眼色，希望他能帮我一下腔，让邓老不要说这个“砍”字了。廖鲁言同志说，邓老，我看王谦同志说的这个办法比较好，是不是咱就不要再说这个“砍”字了。邓老说，好!咱就不说“砍”了。

　　可是到了四五月间，中央农村工作部召开了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当时，我正在旅大欢送要撤离的苏联红军，完事就赶回来参加这个会。全国各省的农村工作部长和管农业的书记都到会了。原来，邓老说他不讲“砍”了，可就在这个会上，他讲着、讲着又说“砍”它30万个，巩固了也不错。他又讲这个“砍”字了。我一听就很紧张，休息的时候我把农工部秘书长杜润生同志拉出会场说，老杜啊，邓老可又说“砍”啦。他说，你看，说得好好的，怎么他就又讲了！

　　这以后，就是毛主席7月31日讲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那就是主席又听到消息了。有一次，在北京饭店召开的河北省关于合作化问题的会议。在这中间，有个礼拜日，中央农工部的几个同志相跟着到了北京饭店。河北各县的第一书记都在那儿，他们去了就对人家说，你们那儿有多少个合作社，要解散多少个，让人家解散10万个。林铁同志是河北省委第一书记，就跟刘澜涛(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同志说了，这一下就闹到中央去了，主席就知道了。这是一。

　　而邓老呢，在农村工作会议后又给刘少奇同志作了汇报，说我们认为，主席提出130万这个数字还是高，我们的意见还是要“砍”掉多少，留下多少。刘少奇同志一听，就觉得邓老的思想没有通，就去告诉了毛主席。毛主席二话没说，坐到那儿还是继续写他的《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第二天，还是第三天，就是主席已经写出那个报告以后，有一个复写的东西，廖鲁言同志有一天拿回去了，好像是一个礼拜日，我记得是7月8号呀是几号。那时候，邓老以为农村工作会议开过了，和河北的同志也谈过了，他就到玉泉山去了。廖鲁言同志是晚上在中央知道这件事情的，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召开部务会议。在会上，他第一句话就讲：主席怪罪下来了，要我们农村工作部作检讨!

　　会上，大家谁也不作声。第一个发言的是五处的处长，在晋西北工作过，后来在宁夏当过省长。这个同志在中央农村工作部是管水利建设的，另外他还管投资这些事情，但不管合作化。他讲：鲁言同志，你知道，我当初要求回农村工作部来工作，不在四川的原因。至于现在部里头的检讨，我来以后也没有参与合作化工作。意思就是他没有可检讨的。

　　这个同志讲了以后，下面就没人说话了。人家都不讲，可我得讲呀，因为我是协助陈伯达管农业合作化工作的，我要不讲还像话吗？我说，我来中央农村工作部才刚刚一年时间，就得作检讨。可是邓部长不回来，咱怎么检讨呢？廖鲁言同志说，我已经把这个东西送给邓老了，邓老给我来电话说马上就回来。我说，那好，等邓老回来后，他说怎么检讨，我就怎么检讨。

　　邓老回来后没开会就带上部里的五六个人去给毛主席汇报了。当时，我认为，邓汇报后，毛主席当面说一说他就完事了，可万万没想到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不点名地批评了他，错误地指责为“小脚女人”；接着，在扩大的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又公开点名批评了他，而且还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当时，中央还批准3个原来不在会议名单上的人参加这次七届六中全会，就是批准了农村工作部的我、李友九同志和陶桓馥同志，陶是廖鲁言同志的爱人，也是农工部副秘书长，两个副秘书长，一个二处处长。是谁请求批准我们参加会议的？是陈伯达还是廖鲁言同志？不清楚。当我们参加六中全会听了批判邓老所谓错误的情形后，心情很沉重。好在历史就是历史。

　　(张国祥2011年11月23日转述)

　　王谦当年的口述表达了这么几个信息：

　　11955年春季，毛泽东已明确反对“砍”农业生产合作社。

　　2王谦、廖鲁言提意见反对“砍”的说法，邓子恢接受了。

　　3全国第三次农村工作会议，邓子恢的报告中仍讲了“砍”，“砍30万，巩固了也不错”。王谦很吃惊。（但现在有关农业合作化的原始文件，均是邓子恢报告的最后一节摘录。查不到完整的报告）

　　4毛泽东写《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前后发生了这么几件事。其一，河北省在北京饭店召开农业合作化会议，中央农工部的人去要求人家收缩10万个农业社，被省委第一书记林铁反映给刘澜涛，最终反映到毛主席那里。其二，中央政治局会议开会初步议定到1956年发展100万个农业社（未作决议）。毛泽东不同意，要求发展到130万个。邓子恢认为高了，向刘少奇反映仍要维持100万个，刘少奇向毛泽东反映，说邓老的思想未通。显然刘少奇的思想通了，同意130万个。

　　5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写好后，廖鲁言曾拿复写件到农工部说：毛主席怪罪下来了，要农工部写检讨。王谦准备检讨。邓子恢在玉泉山打电话回来，说等他回来说。

　　6邓子恢连夜赶回面见主席，即7月31日报告会前（毛泽东已写好这个报告后），坚持认为计划发展100万个初级社较为适宜，发展130万个初级社高了。

　　关于邓子恢那天晚上面见毛泽东的情景，邓子恢生前曾对他老伴讲过，又传给邓老的孩子们。

　　邓淮生接受笔者采访，曾专门谈到这件事：

　　那天我父亲去主席那儿天快黑了，第二天天快亮才回来。因我母亲那晚一直没有睡，时间记得比较准确。父亲说，那天晚上他和毛主席讲，发展农业合作社定计划，为什么最多只能定100 万个，他跟毛主席算了一笔细账，很细。他说，毛主席特别记下来，当时也算，数字算式还在报告纸的背面。改革开放后，我到中央档案馆查找父亲当年的一些资料，在毛主席的一份手写稿的反面，看到了有关农业合作社的一些数字，很可能是毛主席那晚随手所记。这两位老战友对自己的观点都觉得在坚持真理，为民请命，都丝毫不让步。母亲问父亲，快上10个小时，你们就谈这一个问题？父亲说就谈这一个问题。你想想，谈的有多么细。细中有深吧。父亲觉得自己调查得很深很全面，毛主席和他的关系也很深很好，觉得会接受自己的意见，谁知一开会才知道完全不是那个事。母亲曾埋怨父亲，所有的人后来都接受了毛主席的130万个农业合作社计划，你就顺水推舟接受下来就行了。硬顶，有什么好处？父亲的老秘书也觉得父亲太认真了，也不是不同意搞合作化，100万个与130万个没有本质的区别。但父亲觉得两者不一样，超过了现实条件定计划，就会犯“左”倾机会主义。欲速则不达。他不会那样，除非自己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认识到了就要坚持真理。

　　（邓淮生2011年9月23日口述）

　　从邓子恢的角度，重新回归1955年春夏与毛泽东的争论，可能有种种坚守的理由，邓子恢的高风亮节足以叫我们每个人景仰。由此一般人都责怪毛泽东，认为邓子恢关于发展农业社的判断是对的；但从毛泽东的角度，从新中国在夹缝中战略思考的角度，从当时错综复杂的地缘环境角度，也可能毛泽东这种大国独立加速发展的战略理由，足以大过其他种种理由。周边形势急剧地不断演变，迫使毛泽东不断修改加快发展农业合作社计划，能130万，决不100万，以加快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带动城市，迅速建立社会主义制度，以万众一心赢得周边地缘环境相对安全的战略空间。这里面包含着举国战略与一方面战役的区别。在1955年险恶且瞬息万变的周边环境下，也可能不得不为之。况且，毛泽东要求中央农工部当年计划是130万个初级社，而非要求当年发展高级社，这是今天不少舆论混淆了的。

　　古人云：“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毛泽东以洞察历史把握现实的远见卓识，深谙其韵。其雄才大略，在某种意义上凝聚了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精华。但其深邃性和前瞻性，当时并不被更多的人正确理解和执行，即使浴血与共的老战友也遗憾如此，更遑论他人？！这是历史真相的一个层面。另一个层面，毛泽东所坚持的大国战略被具体执行者向前冒进一步或半步，往往容易简单地衍变为某种“左”倾冒进的“原点”，至今不少人将农业互助合作运动后期过快，多归结为毛泽东错误批判邓子恢“小脚女人”，其原因不能排除此点。历史真相的复杂性和层面性，引人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