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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百年来最卓越的语言学家
发布时间: 2015-07-01    作者:    来源:南方日报 2011-0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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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力百年来最卓越的语言学家

  1981年,王力(左四)在东京大学。

王力百年来最卓越的语言学家

 

  王力著作书影。

王力百年来最卓越的语言学家
 

  王力(右)和陈寅恪。

王力百年来最卓越的语言学家
 

  王力先生在书房。

王力百年来最卓越的语言学家
 

  王力(左)与傅雨贤。

  1946年5月,西南联大宣告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北迁。这一年的6月,王力北上途经广州,被中山大学借聘。这一“借”,就是八年。其间,王力先后出任中大、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1952年院系调整,岭南大学并入中大,王力出任中大语言学系主任。直到1954年,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王力才离开广东。

  这八年,对于这位“用世纪来计算时间”的现代语言学大师来说,不过是倥偬人生中的一站。“他出生于世纪之交,从事了逾半个世纪的学术工作,研究几十个世纪的汉语,由他融会中西、贯通古今开创的现代汉语研究成果,将持续和保留到以后无尽的世纪。”但在广东近现代百年学术史上,王力却留下了不可忽视的一笔,他在中山大学创立了国内第一个语言学系。

  也是在这里,王力经历了新旧中国交替的历史节点,作出了人生中最重大的一个决定———“留在广州等解放”。此后,他和他在广东的师生同僚们,一同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踉跄前行,失散四方。几番风雨愁人,白发青山,相对苍华;犹自不忘,认取云中烟树,夕阳故人。

  “艰难黄卷业,寂寞白头人”(王力《春日未名湖畔散步》)。季羡林在《回忆王力先生》一文中说:“中国知识分子实在是一群很特殊的人物。”他们生活清贫,饱受政治运动冲击,但依然任劳任怨,勤奋工作。这群以王力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是“世界上最好的知识分子”。而王力在其弟子心目中,不仅是学术泰斗,更是“现代圣人”,高风文藻,教泽师表,无不是《中庸》精髓“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的今世范本。

  值得一提的是,王力一生若干学术高峰期,正好与中国百年高等教育史上几段“绝代风流”相吻合:30年代清华的“魏晋风骨”,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茄吹弦诵”,以及50年代北大的“万象更新”。而季羡林也说,这样的知识分子“只有在过去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才能出现。此中真意,耐人回味。

  ●学人名片

  王力(1900-1986),字了一,广西博白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幼年家贫失学,以教书为生,自习不辍。1924年赴上海求学,1926年考入清华国学研究院,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2年获巴黎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后返国,先后在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等校任教。

  王力在汉语语法学、音韵学、词汇学、汉语史、语言学史等方面出版专著40余种,发表论文200余篇,总计逾千万字。王力先生在半个多世纪的教学生涯中,培养了大批语言学专门人才,为中国语言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1985年他将《王力文集》20卷全部稿酬10万元捐献出来,成立“北京大学王力语言学奖金”。

  ●勤学

  “脑子里装有一部《广韵》”

  1946年初夏,王力先生即将来穗的消息,传遍中大校园。中文系的学子们,无不怀着“朝圣”的心情引颈以待,渴望“亲聆謦欬”、“近瞻岱岳”。据中大老教授吴宏聪回忆,早在西南联大期间,王力的传奇经历就不胫而走——— 只有高小学历,凭着十年自修考上大学,仅隔两年,又跻身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学生们甚至连梁启超对王力毕业论文的评语“精思妙语,可为斯学辟一新途径”,都背得滚瓜烂熟。

  然而,王力履新之际,在中山大学语言学系成立大会上,郑重介绍的却是另一位导师、中国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赵元任的治学经验。同期32个学生中,王力是唯一一个跟随赵元任专攻语言学的,他对王力影响至大至深。比起梁启超那些令人气血大增的美誉,赵元任对王力的论文《中国古文法》没有半句褒奖,反倒是开了一剂下火的“清凉散”———“言有易,言无难”。这六个字被王力毕生奉为圭臬。

  王力曾说,赵先生是由哲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文学家、音乐家作底子,根基深广,做学问自然得心应手。他将赵师所授心得倾囊转赠中大师生,譬如重视理科和外语,既要精通西方语言学理论,又要有乾嘉学派的国学功底。“借彼锋锐矢,射我云中鸢”(陈振寰语),方可“钻得进去,跳得出来”(吕叔湘语)。

  精通多国语言、会讲33种方言的赵元任,是公认的“旷世奇才”,而王力在外语方面稍逊其师(照其自述,法文最佳,英语只能看书不能会话,俄语、越南语阅读需借助字典),但方言天分仍属超群。梁羽生在岭南大学就读期间,曾当面领教过王力的“绝技”———只消和学生谈上片刻,就能一口说出对方来自何处。王力是广西人,和夫人学会了讲苏州话,被叶圣陶鉴定为“宛逢乡旧”。

  “对我来说,与其说是天才,不如说是勤奋造就学问。”有一次,学生询问王力著作宏富的原因,他答道:“我的脑子里装有一部《广韵》,这非一日之功。我在研究朱翱、朱熹的反切时,一般不需查阅,即可直接看出他们的反切跟《广韵》有什么不同。如果你对《广韵》不熟,只好看一个反切翻一次书,我工作一天,你就得工作一年。”

  古有大禹惜寸阴,王力则是“分阴必惜”。在中大期间,他的助教曾目睹其生活节奏“像江河的滚滚流水,紧凑而又从容不迫”,只要没有学术活动,每天从8点开始伏案,持续十多个小时。

  耄耋之年,他照旧每天工作8小时,用毛笔撰写两三千字,直到去世前,才减少到每天五六个小时,写数百字。那时他视力已大不如前,必须用放大镜看书写字,眼睛几乎贴着稿子。一旦开卷,立即澄神静虑,昼昏浑忘,“就是有人在身边敲锣打鼓也听不见”。

  ●谦逊

  自谦只懂格律,不是诗人

  在西南联大任教时,王力曾开过一门《诗法》课(即“诗的语法”),当时同在联大教书的著名文学家李广田也慕名前去听讲。1945年8月至1947年春,王力将《诗法》讲义加以整理补充,写成了《汉语诗律学》一书,从诗的用韵、平仄、对仗等方面,系统地叙述和分析了各种诗体的特征,并对诗、词、曲的句式和语法规则作了详细归纳,为现代诗词格律研究奠基性专著之一。

  此后陆续出版的《诗词格律》及《诗词格律十讲》,风靡一时,请王力修改诗词的人络绎不绝。但王力始终谦称,只懂诗词格律,不以诗人自居。他以写出了《诗品》的司空图和写出了《沧浪诗话》的严羽为例,说:“会讲格律的人自己不一定是诗人,正如会讲运动规则的人不一定是运动健将一样。”

  事实上,王力自幼喜爱吟咏,留学法国期间还曾用旧体诗翻译过《恶之花》。在译序中他写道:“为信诗情具别肠,平生自戒弄词章”。说起早年“戒诗”的原因,缘于在清华教书时,有一次他听到朱自清和俞平伯评论郁达夫的诗“很浅”,大为震动,心想郁达夫的诗才都不算数,自己的诗必然贻笑大方,从此以后便少于提笔了。

  上世纪50年代,时任广州市市长的朱光,写了几十首《广州好》的词寄给王力,请他代为润色。王力是朱光的老师,却不肯修改,只答应作序。

  上世纪60年代初,王力又发表了《略论语言形式美》等论文,诗人郭小川读后,特意致信向他请教。受其影响,郭小川在后来诗歌创作中特别留意在诗的旋律、节奏、声韵上下功夫。他的诗因为音乐性突出,被誉为“叮当作响的清泉”。1965年,王力以《读陈毅副总理对中外记者谈话有感》为题,写了一组七律,寄给陈毅,深得其赞赏,除立即转给《人民日报》发表外,两人还结下一段难得的诗缘。

  1975年,《书剑恩仇录》修订版出版时,金庸在《后记》中坦承:“修订是书时,才翻阅王力先生的《汉语诗律学》一书而初识平平仄仄”。修订后的回目,如“盈盈彩烛三生约 霍霍青霜万里行”等,受到了诤友梁羽生的赞赏。

  王力晚年有《龙虫并雕斋诗集》传世,约100首诗词中,文革前的作品不过1/10。文革后的作品以“漫道古稀加十岁,还将馀勇写千篇”等诗句传诵最广。暮年凡是找他写自传、谈治学之道的,绝大多数他都以“学术成就不大,经验未必值得借鉴”为由婉拒了。1980年,北大为他举行了八十寿辰暨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庆祝会。他写了一首《浣溪沙》,感叹“自愧庸才无寸功,不图垂老受尊崇。”

  ●平和

  “望之俨然,即之也温”

  “先生一迈进教室,上课铃就响了;讲完最后一句话,下课铃跟着响起来。”王力“掐时间”的工夫,至今仍让中大教授傅雨贤佩服得五体投地。

  王力的讲义全由工整的蝇头小楷写成,条理清晰,逻辑严密,语言简明,没有半句废话。像音韵训诂这些穷幽极微的“小学”,王力讲得深入浅出,将初学者眼中的“畏途”变为“坦道”。讲课时,他还常穿插些鲜活的实例,如广东人常把“私有制”说成“西游记”。于是,笑声之中,求学路上又平添了几分闲景流云的游兴。

  王力的课要想得高分,光靠死背笔记是不行的,得有自己的见解才行。对于墨守师说的人,他的评价是“不违则愚”。相反,他更青睐那些敢给导师“下战帖”的学生,只要有人发现授课中的错误,或者对课程有所建言,他立即在下一次上课时当堂更正或致谢。

  在吴宏聪印象中,“1946至1948年是战后中山大学学术气氛最为活跃的两年。”王力在主持中大文学院的2年时间内,求贤若渴,延揽了大批知名教授学者来校执教,包括钟敬文、詹安泰、吴三立、黄海章、李笠、商承祚、罗香林、杨成志、岑仲勉、刘节、熊十力等。一时间,中大文科名家荟萃,盛极一时。“回溯历史,恐怕只有20年代大革命时期,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傅斯年、顾颉刚、俞平伯、罗常培等大家鸿儒相继南来可与相比。”

  王力和共事的教授彼此尊重,不存门户之见。身边的人从未听见他议论别人的学术短长,对于不同见解,往往是用“期期以为不可”之类的和缓语言表达己见。1947年杨联陞在美国《哈佛学报》发表文章批评王力语法理论,王力把该文在《中山大学文史集刊》上公诸于众,并著文承认研究中的疏漏。

  王力平素不苟言笑,但从无疾言厉色,一派宽容稳健的长者之风,“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岭南大学并入中大后,四个年级学生加起来不满20名,师生亲如一家。课余王力拨冗修改学生文章,指点迷津,晚上常抽空到学生宿舍座谈,嘘寒问暖。中大53届语言学系毕业时,王力就在家中举行了欢送会,由师母亲自下厨,全系老师和7个毕业生畅叙话别。商承祚表演京剧清唱的情景,半个世纪后让暨南大学教授詹伯慧仍思之不尽,恍如昨日。

  王力去世之后出版的纪念文集中,所有有幸亲炙过先生的人,都记得与他共处的时日“如坐春风”(季羡林语),怀念他“不矜己长,不攻人短”的气度(郭绍虞语),感激他有如《诗经》“有渰萋萋、兴雨祁祁”一般的点滴惠德。白发苍苍的学生们遥望西天,含泪许下“若来生有幸,重列门墙”的心愿。

  ●宽容

  “对所有的人我都谅解”

  广州解放前夕,知识分子阶层在“去留”问题上,思想颇为动荡。据《国学通才王力》一书记载,当时同在岭大教书的陈寅恪曾与王力当面商量此事,陈寅恪决定留下来,因为大陆是“父母之邦”,是中国学人之根,这与王力的想法不谋而合。

  在留下来的学人当中,王力属于“积极进步”的一派。他主动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又自学了俄文,到肇庆参加“土改”,接受阶级斗争教育,改造思想观。由于政治上“亲共”,他的著作一度在台湾被列为禁书。

  可惜,这些并没有让他在此后席卷中国的狂热“浩劫”中,免除灾厄。1959年,吴宏聪随中大参观访问团北上“取经”,听取北大中文系“拔白旗、插红旗”的经验,中文系的重点对象便是王力。与此同时,中大也在批斗陈寅恪和容庚。师徒二人在“令人窒息的大气候下”匆匆一见。“临别的时候,老师将我送出门口,一直看到我走远了,才转身进屋。那个晚上,我彻夜不眠。”

  “文革”期间,王力饱经磨难,蹲牛棚,受审查,挨批斗,写检讨,抄家,没收钱财,子女划清界限,劳改,扫厕所……68岁时还得挑煤、搬石头,弯腰90度背上压两块砖,站着被批判2个多小时。然后,他被要求在红卫兵排成的人巷中通过,挥舞的木棍把他的眼镜打掉了,急得他两只手在地上乱摸。

  1975年春,王力参与编写商务印书馆《古汉语常用字典》时,每周乘公交车往返。有一次从车上被挤了下来,摔了一跤,但毫无怨言,坚持到底。

  对于这些,王力始终默默承受。唯独有一次开批斗会的时候,一个红卫兵从他身边经过,用手轻佻地在他的头顶上拍了一掌,这一回他当众掉下了眼泪。

  1976年5月,吴宏聪第二次在北大见到了王力。当时高校正在开展“四清运动”,形势波谲云诡,学者教授人人自危。关于自己的经历,王力只说了一句“史无前例”,然后“顾左右而言他”,“低头不语,若有所思。”他最关心的还是陈寅恪、容庚、刘节等老先生在中大的遭遇。听说容庚咬牙死撑着继续做学问,王力庆幸家中图书没有被抄走,挨完批斗还可以偷偷回家工作。

  1978年重新当选全国政协委员后,王力的境况有所改观。这位八旬老人诗兴大发,写诗自励,要效法“铁弓七扎老廉颇”,“志壮何妨白发多”。他只争朝夕,用不到十年的时间,完成了《同源字典》等9部专著和上百篇论文。

  对于并不如烟的往事,他依旧沉默,只是为老舍、翦伯赞、吴晗、周予同、刘盼遂写下五首哀诗。而对于那些联名批判过自己的学生,他一再淡然表态:“对所有的人我都谅解。”

  ●奉献

  最后一课,万人蜂拥中山纪念堂

  据傅雨贤教授回忆,文革结束后,王力为探亲访友和讲学交流,一共回过4次广州。最后一次是在1984年11月中山大学建校60周年校庆期间。除了为中文系师生作学术报告外,他还应中大之请在中山纪念堂举行了一次公开演讲。

  那一年,广东在全国率先建立了自学考试制度,中大中文系于同年秋天开设了中文刊授中心。消息一传开,全省18万多人报名,第一学年就收到学费700多万。由于第一学期开设的课便是《现代汉语》和《写作》,中大因此特邀王力宣讲开道,老先生欣然应允。

  11月18日,初秋的羊城凉风习习。傅雨贤陪着王力来到中山纪念堂时,只见大门东西两侧各排着一公里长的人龙,慢慢移动,鱼贯而入。纪念堂内5千个位子座无虚席,站在走廊、过道或者跳入乐池的学员把整个会场挤得水泄不通。还有数千人聚集在场外四周草地上,工作人员只好临时装上扩音器。王力当天讲的是《现代汉语的语音系统》,属于专业性较强、一般人“难窥堂奥”的学术演讲,居然吸引到12000多观众。见此情景,他充满喜悦地说:“看来广州的读书热又走到全国前头啦!”

  “老师坐在台中央,神采奕奕,完全不像个80多岁的老人。他笑容满面,吐字有板有眼,连最后一排也听得清清楚楚。纪念堂内外的听众们全神贯注地听讲、做笔记,没有座位的人互相用彼此的背当课桌作记录。他的讲课和往常一样,趣味盎然,笑声、掌声不断。”

  傅雨贤说,这是王力生前最后一堂公开课,也是他从教50年来学生最多的一堂课。当他回到中大宾馆时,师母问:“今天的课上得怎样?”他自豪作答:“我讲的课哪还有不成功的?”

  这堂课也展现了王力“龙虫并雕”的大师风范。身为中国语言学界的泰斗,王力长于以“雕龙缚虎手”持金针度人,用如椽巨笔作小块文章。所谓“雕虫”,既包括早年为生计所迫写散文、做翻译,也包括编撰普及性、入门性读物。至于像为电大学员录制讲课录像,为中小学生答疑析难等“屈尊纡贵”之事,王力同样甘之如饴。

  王力在广东期间,不仅着手编写了新中国第一本专为学习普 通 话 而 编 纂 的“ 学 话 手册”———《广东人怎样学习普通话》,还特意为外地来粤工作者编写了一本小册子《广州话浅说》,受到热烈欢迎。如蔡瑛先生所言,“这些逸出常规的破格之举,凸显了其嚼饭哺人的文化担当之责,也成就了另一个意义上的王力。”

  1986年5月,王力在京病辞。在遗嘱中,他说:“我的一生,是奋斗的一生。我对我的一生是满意的”。他嘱咐子女:“要为国家,为民族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要把为人类造福当作最大的乐事,最大的幸福。”

  王力幼子王缉宪说:“生活在父辈无法享受的现代物质文明之中,我还是体会到他们相对简朴的生活中那更富意义的层面。他所贡献的才是他真正得到的。在今天的社会里,要做到以‘给予为得到’越来越难了。这也是我越来越敬爱父亲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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