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

　　白寿彝先生是一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并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成为当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同时，白先生又是一位出身于少数民族的史学家。这两个因素，使其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具有深刻的和创造性的理解。他的通识和器局，在这方面也反映得十分突出，为治民族史者所推崇、所尊敬。

　　白寿彝关于处理国土问题的历史观，对新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白先生在《白寿彝民族宗教论集》的题记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现有的和曾经有过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这一点认识，在解放后逐渐为我国史学工作者所普遍接受。这在史学思想上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它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有深远的现实意义。我在多年断断续续的摸索中，对民族史有两点体会。它经历过单一民族内部的统一、区域性多民族的统一、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以至当前社会主义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统一是我国历史发展的主流。又一点是，尽管在历史上出现过不少的民族斗争，甚至于出现过民族战争，但从整个历史的发展看，我国民族之间总是越来越友好。友好并不排斥斗争的存在，斗争也不能阻挡友好关系的前进。

　　上面这段话，大致可以表明白先生的民族观和民族史观。

　　显然，白先生的民族观的核心是：“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上现有的和曾经有过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民族宗教论集》开篇即是关于“国家与民族”的论述。白先生的这一民族观，早在20世纪五十年代初就已经初步形成了。他在1951年写的《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一文中指出：

　　为了说得更清楚，我们不妨说，对于本国史上祖国国土的处理，是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以历代皇朝的疆域为历代国土的范围，因皇权统治范围的不同而历代国土有所变更或伸缩。又一个办法是，以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为范围，由此上溯，研求自有历史以来，在这个土地上的先民的活动。这两种不同的办法，显然表示着不同的思想倾向：

　　第一，前一个办法显然还受着传统的历史观点的支配，就是还受着皇朝历史观点的支配。尽管我们在本国史的工作中，主观上要站在人民的立场，并且事实上也已经站在人民的立场，但如果用这样的办法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那么，至少在这一点上，还没有从旧的非人民的，甚至是反人民的立场上得到解放。这和后一个办法是不同的，后一个办法是已经摆脱了旧的观点。完全从旧的立场上得到解放了。

　　第二，前一个办法很容易引导我们的历史工作陷入大汉族主义的偏向。因为在这个办法处理下的地理条件，很容易限制了本国史的内容，要使它成为单独的汉族的历史或汉族统治者的历史，要在“汉族”或“汉族统治者”和“中国”之间划上等号。后一个办法采用的结果，却恰恰相反。它可能使本国史有丰富的内容，可能使本国史成为中华各民族共同的历史，可能使本国史告诉我们这个民族大家庭的历史的由来。

　　第三，前一个办法可能引导我们把本国史一个朝代一个朝代孤立地看，不能把历史和我们现在的社会生活结合起来。后一个办法，恰巧相反，是要求我们从了解现在社会生活的意义上去研究历史的。

　　从这三点来说，用皇朝疆域的观点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错误的办法；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范围来处理历史上的国土问题，是正确的办法。我们应该消灭前一个办法。我们应该建立后一个办法。

　　白先生关于对历史上中国国土问题的处理意见，既考虑到历史上的发展形势，也考虑到新中国的现实状况，是历史和现实的结合，从而克服了对于国土问题的片面性认识，同时也正确地回答了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事实。他的这一见解，被许多同行所认同，对于新中国的中国历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白寿彝民族观的一条主线是“统一”和“多民族”的问题

　　1990年，白先生在一次座谈会上，就“统一多民族国家”的问题，讲了三个问题：“一个是统一规模的发展，一个是统一意识的传统，一个是‘一’和‘多’的关系”，其核心思想，仍然是“统一”和“多民族”的问题。可见，在40年中，他的民族观是始终围绕着这一条主线贯穿着的。

　　白先生关于民族史的见解以及如何进行民族史研究的问题，都有许多精辟的论点和重要的设想，这些论点和设想，在民族史研究领域产生了突出的积极影响。

　　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白先生的三篇文章，一篇是《关于中国民族关系史上的几个问题——在中国民族关系史座谈会上的讲话》(1981年)，一篇是《说民族史——在中央统战部、国家民委召开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84年)，还有一篇是《关于民族史的工作——在中国民族史学会上的讲话》(1988年)。在这几篇相互关联的文章中，白先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学术观点，比如，关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问题。针对学术界久已存在的友好合作、互相打仗这两种对立的说法，白先生指出：

　　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趋势看问题，则是更为重要的。在民族关系史上，我看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主流是什么呢?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我看这是主流。这一点是谁都不能否认的。当然，历史发展是波浪式地前进、螺旋式地前进，有重复、有倒退，不可能是直线上升的，总会有曲折、有反复，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但总的讲，我们各民族的共同活动，促进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这种情况，在某些地方可能是有意识的，在另一些地方也可能是无意识的。不管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它都推动了中国历史的前进，每一个民族都有一份贡献。可能有的民族贡献多一些，有的民族贡献少一些，有的更重要一些，有的不太重要。这大概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的。

　　白先生的上述论断，深入浅出地回答了历史上民族关系“主流”的问题。此论一出，原来的争论双方都表示认同，很少再有类似的争论了。从这里我们得到这样的启示：看待复杂的历史问题，既要从具体环节考察，更要从整体上和发展趋势上考察，既要看到事物的一个方面，又要看到事物与事物之间的联系及其辩证演进的前景。

　　关于少数民族对边疆的开发和捍卫问题，白寿彝把少数民族的地位放到历史的高度和现实的价值加以估量和评价

　　白先生的民族史观和民族史研究，总是从“多民族”的视角出发，其中蕴含着深刻的辩证观点和全局意识。他在讲到研究和撰写“多民族的统一”的历史时，强调指出：

　　我们要写多民族的统一，写各民族同汉族在相互关系上的发展。各族有各族的特点，但也离不开“共同性”。第一点是对边疆的开发，少数民族出了很大的力量。没有他们，边疆开发是不可能的。他们的功劳是不可磨灭的。他们在边疆地区繁衍、生息、生产劳动，不断开拓，经历了多少个世纪。旧的史书，把少数民族同汉民族的关系，写成了是少数民族不断文明化的过程，这是不对的，正是少数民族开发了那个地方。第二点是要大写我们少数民族如何捍卫我们的边疆。这两方面的材料可多可少，但内容很要紧。没有这两点，就没有今天的中国。

　　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少数民族的贡献是多方面的，而对边疆的开发和捍卫，可以说是最重要、最伟大的贡献。“没有这两点，就没有今天的中国”，这样一个深刻的结论，是真正把少数民族的地位放到历史的高度和现实的价值加以估量和评价。对于这一结论，当今的史学工作者，仍有深入理解、深入研究的必要。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